我一度认为我只有两个姐姐,直到八岁那年,我的大姐告诉我其实我还有两个姐姐,而他们都在出生后没多暂就被送出去了。

落户网2021-06-12167

  ▌现实版“超生游击队”

  那或许与我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有关,他们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,从小在河南的农村长大,在那里,生男孩传宗接代的观念很是普遍。在姥爷家,母亲排行老五,叫“领弟”,“弟”字甚至连女字旁都没有。包括母亲在内,姥姥生下的前五个孩子都是女女,在领弟出生之后,姥爷最末如愿得到了一个儿子——我的舅舅。

  我的父亲则没有兄弟,延续家属香火的希望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。怙恃结婚后,从1989年到1998年,母亲在十年间一共怀孕过六次,其中前五胎都是女女,甚至有一个在胎女出生之前就引产掉了。母亲说:“没有女子感觉就像绝户了一样,你们那个家门里就没人了,在邻人面前也抬不起头,战别人说话都感觉低人一等”。

  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爷爷,怙恃告诉我,爷爷临末前躺在床上还一直叹气,说他已经有那么多孙女了,如果能有个孙子就好了。爷爷没能比及我的出生,但他离世的时分,父亲战已经怀着我的母亲专门去找“半仙”算了算,给爷爷选了一块入土的地方。海口技能落户半年之后,我出生了,是个男孩。一些亲戚老是说,那是因为爷爷的坟地选得好,他如愿了。

  问题不单单是想生个儿子那么简单。1982年,在我大姐出生的七年前,“计划生育”就被定为根基国策,并在同年12月写入宪法。当时,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后代,而想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,必须在符开条件的情况下向当地有关部门申报,并要面临非常严厉的审批。当时按照规定,在河南,夫妻双方必须均为农村居平易近,并且只生育一个女孩,经批准才可以再生育第二个后代。

  为了继续生育,母亲必须整天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,尤其是在90年代,计划生育政策正是被严厉执行之时,母亲如此频繁的怀孕很难不被发现。那段时间,母亲在村庄里整天提心吊胆,常常听到村头有汽车驶过的动静,都会镇静地挺着肚子躲进麦地里,即使在三更里也是如此。母亲说,当时如果被发现是计划外怀孕,那么就不单单是奖款的问题,而且会被强迫流产,并直接做结扎。

  1997年,母亲在怀上我的时分,就随着父亲一路来到了10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,并在当地派出所开了准迁证,把户口从老家迁出了。可是他们之后却并没有去登记新的户口。因为他们感觉,那样做自己就是“黑户”,即使被计生办抓到,只要死不认可,他们就查询不到身份信息,从而可以下降风险。

  那一段日子,母亲整天躲在房间里不出来,畏惧被人发现。等到马上要生的时分,就赶紧送到医院。母亲在生完我的当天就回家了,没有住院,因为害怕住院需要各种身份查询和信息挂号。随后母亲又在家里藏了不到一个月,因为邻人的举报,她被居委会带走了几天,最后家里因为超生被奖了1万块钱。

  ▌“我才不是你们的女女”

  我的那四个姐姐中,被留在家里的只有大姐战三姐。而二姐和四姐在出生后没多暂就送给了别人。二姐送给了母亲村庄里的亲戚家,而四姐则被抱养到了邻省海南人才落户。

  二姐在懂事后没多暂就被村人告知了身世,知道自己还有一对亲生怙恃。可是自打我记事起,每次我跟着怙恃去看她时,她总躲着不肯见我们,即使偶然被撞见了也不吭声,只会坐在床沿上发呆。

  怙恃当然自知是亏欠二姐,每次过年时都要准备一份红包或新衣服,专门去到她养怙恃家里看望她,也借此机会讨好一下二姐。但二姐似乎从来不领情,每次接下东西就借口溜走了。后来家里还曾为她上高中出了一笔借读费,但那也并没有引起二姐对父母态度的明显转变。

  在我印象当中,二姐战父母吵过很多次架。二姐高考掉利那次,想要再复读一年,希望复读的用度由父母出,但是父母觉得花那么多钱在女孩儿身上毕竟不值得,最末就没同意。那天晚上,二姐生气地在电话中哭着喊道:“我才不是你们的女女”。

  二姐娶亲时,父母特别盼望她在回娘家时能够领着新郎来家里坐一坐,并备了一份彩礼。但最末愿望还是落了空,二姐至今仍未登过我们家的门。

  后来二姐搬到了市里租房子住,她曾向父亲暗示,希望房间里能装一台洗衣机战空调。父亲没有拒绝,但是希望能借那个机会和二姐改善关系。在一个晚上,父亲约二姐出来吃饭,在饭间向二姐表示她年岁也不小,该懂事了,要学着改口喊声怙恃。

  二姐当即拒绝,她表示自己无法接受那种直接用物质“收买”的方式,内心也并没有做好改口的准备。当晚,他们两个人吵得很厉害,二姐直接宣称要战父母断绝一切关系,并随之把家里一切人的微信都拉了黑。

  ▌“给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了”

  被送出去的四姐命运却大不一样。生四姐的时分,母亲根本不敢去医院,只能估计着预产期,去农村个人开的黑诊所,在里面打了几针催产素,孩子就生下来了。

  当得知是一个女孩后,由于畏惧被人发现,母海口落户亲根本没有法子将她抱回家。只能拜托医生询问是否熟悉有想抱养孩子的家庭。医生在中央搭线,找到了一户没有后代的家庭,当时就直接抱走了。

  四姐的养怙恃最初承诺怙恃,允许他们随时去看望女女,但其实只在第一年被允许见了一次。因为医生战四姐养母是远亲,所以在之后每次通过医生表示想探视孩子的时分,他都只是表面答应着,说我去替你们把人喊过来。但每次却都是去给那边报信,让四姐养母家里的人都出去躲一下,然后回来却说没家里没人。

  四姐三岁那年,怙恃直接去了四姐的家里。到了门口,正好看到她在院子里玩女。由于当时被直接撞见了,四姐的养母什么也掉臂,当着四姐的面连哭带喊:“以后你们千万别来了。给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了,别让孩子再跟你们亲了”。

  之后怙恃去探望的次数就很少了,每次去也都是吃了闭门羹。比及再次见到,就是四姐14岁已经上初中的时分了。那时她养母只允许怙恃站在院门外,由她骑自行车带着四姐从他们眼前经过一下。

  四姐从身边经过时,母亲激动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,四姐也扭头答应了一声。但是那就是见到她的最后一面了,后来我的父亲在每次回忆时,都不无兴奋地说“你姐战你妈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”。

  从此,父母只能时不时托人探问一下四姐的消息,断断续续地了解着。后来得知,四姐的日子过得也不怎么幸福,此刻她离了婚,在一家医院里当着护士,单独拉扯着自己的女儿。

  父母对于是否要战四姐相认很犹豫。母亲说:“我是想认下她。可是怕给她生活上造成压力,猛地一说怕她心里不能担当。另外那么长时间没联系,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近。”

  ▌一场活在寻找身份认同里的挣扎

  三姐出生于1995年。当时二姐已经被送走,怙恃不舍得再送走一个孩子,所以在三姐出生后,就把她寄养在了姥姥家里,一直到5岁。后来又在奶奶家里待了两年,直到三姐7岁那年,她才被接到了怙恃身边。

  固然三姐被养在身边,父母却也担心被发现超生而受处奖,所以就一直没给三姐落实户口,三姐则一直叫怙恃为姑父姑母。

  其实早在1988年,本国家计生委、公安部就联开下发了《关于加强出生挂号工作的通知》,要求“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女落户的法规,对未操持独生子女证、没施行节育手术、超计划生育婴女的人,以及早婚、非婚生育婴女的人,应当给予评论教育直至进行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,但对婴女都应当给予落户”。

  但通知中所明确要求“计生战户籍不挂钩”的规定,在各基层部门的执行过程当中并非如此。许多地方均要求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相干证明。所以,很多超生父母照样因为各种担忧而未给孩子上户口。

  那种状况就产生了“计生黑户”那一特殊人群的大量存在。在第六次生齿普查中,“黑户”在全国有1300万,此中因超生造成的“黑户”有780万,占到50.8%,是占比最大的一类。可是由于此类群体的特殊性,无法有用统计,所以真实的黑户人群数量可能远超那一数字。

  由于那一群体没有户口,所以在上学、看病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。对三姐来讲,那还是一场在寻找“自我身份认同”中的痛苦挣扎。来到家里生存后,身边的邻人总是调侃地问她:“你怎么和你姑姑长得那么像?”三姐每次都懂事地学着母亲教给她的答案,回复说:“不都说侄女长得像姑姑吗?”

  没有户口的三姐也没有办法顺利退学,由于当时上学的学籍信息在不同城市并不共享,所以父亲就去老家问了一户亲戚,借了她女儿的名字战身份信息才上的学,三姐就那样假扮着另外一个人直到初三。

  等三姐真正在户口本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,已经2010年了,那年她15岁。当年全国进行第六次生齿普查,有一天我战三姐一起放学回家,正好碰上居委会来家里挂号人口信息。我们姐弟俩一进门,就被母亲赶到了房间中,母亲匆忙对居委会工作职员解释说,那是我带同学来家里玩。

  后来听到消息,那次人口普查可以无条件地给政策外生育的人员落实户口。父亲于是赶紧准备材料,除了写一封证明信外,还提交了一份三姐的在校证明,以及两份三姐同学签字的同学关系证明。就那样,全部落户手续办下来了。按照当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,最末还是缴纳了两千元罚款。

  三姐后来讲:“改口叫爸妈挺自然的,没什么特殊大的感受。之前喊姑姑的时分心里总觉得别扭,为何自己的妈妈不能叫妈妈,非要叫姑姑?”

  其实三姐在家里也特殊辛苦,在她很小的时分,就开始承当家务活,做饭刷锅都是她来负责。尤其到冬天,每次她下楼倒垃圾时,都要搬上来一整桶煤球。怙恃使唤不动已经快成年的大姐,又对我那个儿子爱护有加,于是三姐做的那些都被视作是天经地义,稍微偷一下懒就会被说是好吃懒做。

  三姐进修不好,初中毕业后,因为没有考上县城的高中,就一直在家里帮着怙恃打下手,工资自然是没有的,只能时不时地向母亲要一点钱花。后来她自己一海口人才落户个人出去打工,不再向家里要钱了,但生存得一直也不宽裕。

  在我印象当中,姐姐们也曾埋怨过,但当然是没后果的。可能他们也觉得无力改变那一现状,又大概是“重男轻女”那一观念真的内化成了自己的生活信念。所以,姐姐们凡是都是对此保持默认,甚至有时候会认为多照应弟弟是应该的。

  当然我有时分也会恃宠而骄。曾经有次战大姐起争执,吵到激动处竟朝着她大吼:“那是我家,你不想待你就走。”

  可有时分,看到那显而易见的偏心,我的心理也很是矛盾。一方面,我是一个“既得利益者”,享受着整个家庭带给我的辱爱;但另一方面,却也觉得父母这样做对姐姐们有些不公允。可是我也很少就此说过什么,我觉得自己在家中年岁最小说不上话,并且也总会有种得了廉价还卖乖的感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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